世界经济面临衰退风险与中国经济两难选择

　　此外，地缘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，以及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难以预料的气候灾害，也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困难和风险。

　　中国经济面临的两难选择

　　由于国际经济衰退风险加大，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平稳、较快发展必然会面临较多的困难。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?罗奇在《中国的全球挑战》一文中认为“对于美国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，中国远没有免疫。”在这样的形势下，今年中国经济发展可能面临诸多两难问题，譬如：

　　第一，既要“防过热”又要“防下滑”。自2003年以来，中国经济增长已连续5年保持在10%以上，而且非常平稳，最大波幅也只有1．9个百分点。然而，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、流动性资金过多和外汇顺差过大等“三过”问题，因此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“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”，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。如果没有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传导，完全可以实现预期“防过热”的调控目标。现在遇到的新情况是，美国以及世界许多国家都把防止经济衰退作为政策取向，这样就会对冲我们的政策效应。更重要的是，由美国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会减弱对中国产品的需求，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较大的下滑压力。如果不控制下滑的幅度，即使实现年初确定的8%左右的目标，波幅也显得过大，会超过3个百分点，这样就对就业、应对通胀、结构调整以及明年的经济增长都会带来较大影响。为此，最近公布的《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》明确提出，“既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，抑制通货膨胀，又要防止经济下滑，避免大的起落。”已把防止经济下滑作为重要的调控目标。

　　第二，既要“稳物价”又要“保供应”。去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．8%，打破了多年形成的低物价局面，对居民和企业产生较大影响。今年，要实现“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．8%左右”的预期目标，压力很大。一是目前物价还处于高通道，整个一季度价格上涨仍创近10年来单季价格涨幅的新高。二是国际物价尤其是石油、金属矿产、粮食、食品等普遍上涨形成强大的涨价压力，现在中国的成品油和主要粮食、食品价格低于国外，形成价格落差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如果简单地稳定物价或者冻结物价，就会加剧本已存在的不合理的价格关系，使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，这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，同时也会严重抑制供给。如果上游产品涨价而最终消费品不涨价，比如农资产品涨价而粮食、畜禽等不涨价，就会挫伤农民种粮和饲养畜禽的积极性，不仅严重影响农民收入，还会造成市场供应紧张或短缺。如果由国家发改委审批企业涨价，且不说是否会发生“跑部钱进”的“寻租行为”，更重要的是抑制了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，减弱了市场的自主调节机能，使整个经济更加难以良性循环。因此，有时候“保供应”比“稳物价”更重要，当然最好是两者兼得。

　　第三，既要“多出口”又要“多进口”。为了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，缓解外贸顺差过大和外汇储备过多的矛盾，这些年国家接连出台政策，取消或降低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，鼓励资源性和高技术产品的进口。正当这些政策显现积极效应的时候，美元大幅贬值、资源性产品大幅涨价以及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带来新的问题。一方面，会加速出口下滑，锐减经济增长拉力。面对出口政策调整和国际需求减弱的双重压力，出口企业的困难可想而知，加上控制投资过快增长，可能出现“三驾马车”“两驾”乏力，这无疑会增加保持经济平稳、较快增长的困难。另一方面，会增加进口成本，输入通货膨胀。本来人民币升值虽说不利于出口，但有利于进口，可以借此加快引进技术设备和资源性产品，平衡贸易结构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。但不巧的是，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同时，国际石油、金属矿产以及粮食等价格也迅速升值。这样，当我们用人民币换取更多美元的时候，又要用更多美元去进口技术装备和资源性产品，这不仅抵消了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的效应，而且还会推高国内下游产品的价格。因此，目前任由出口下滑和大量进口，都不是理想的选择。

　　第四，既要“高工资”又要“高就业”。改革发展的目的是使劳动者共同富裕，使国家、企业和职工共同分享发展成果。这些年，在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下，职工工资尤其是农民工的收入开始快速提高，去年全国城镇职工年均工资近2．5万元。今年实施的《劳动合同法》，在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、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、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的同时，也必然会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。对此，大中企业、盈利企业和外来工少的企业能够承受，而量大面广的小企业、亏损企业和外来工较多的企业则面临困难。尤其是目前全球经济减速，许多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经营困难，加上印度、越南、土耳其等国家工资水平较低，趁机拉走客户和订单，这时完全由企业承担提高职工工资成本就会挤压就业。如果就业不充分，高工资就无从谈起。

　　当然，中国拥有13亿多人口，有着庞大的内需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，整个经济正处于工业化、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，处于快速起飞的阶段，发展惯性和回旋余地都很大，完全能够把外部需求下降带来的风险降到最小程度。即使如此，我们也应未雨绸缪，及时、灵活地采取对策，把握好宏观调控的节奏、方向和力度。可以考虑的政策取向是，增强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透明度，使企业能够更好地与外商进行定价谈判；有选择有重点地调高或稳定出口退税率，防止出口过快下滑；灵活运用信贷、土地政策，防止投资过快下滑；适当降低企业税率或减免税收，分担企业实施《劳动合同法》和原材料上涨的成本；加快有利于消费导向型增长模式成长的改革，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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